政府应当如何回应复杂的民意，虽然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却是极为重要的、艰难程度并未因其涉及面减少而有任何明显降低的议题。
这种强调工业化目标的现代化理念，塑造了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实践与话语。为应对现代化的新挑战，中国的宪法理论应在世界的宪法理论体系中把握自己的定位，既要以世界为观照，也要以中国为具象。
如何建构基于中国宪法规范、具有历史意识、面向现代化实践的中国宪法理论，是亟待学界认真研究的课题。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就此而言，在现行宪法中，除了第25条，关涉人口治理的宪法规范还包括关于保护人民健康增强人民体质的规定（第21条），关于保护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弱势者的规定（第45条），关于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的规定（第46条），关于保护家庭以及家庭中弱势成员的规定（第49条）等。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复杂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经济制度或政策。例如，1951年，毛泽东提到：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
1982年宪法为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民主正当性与治理有效性的均衡，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中国能否走出一条和平的、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针对行政机关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信息主体可以主张间接救济与直接救济两种救济路径，前者侧重于对后续行政行为的结果审查，后者侧重于对个人信息处理过程的风险控制。
[6]参见姚岳绒:《论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的证成》,《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4期,第73页。也就是说，该法的首要目的是防范政府对个人信息的滥用，保障公众对政府处理个人信息活动的信任。为避免叠床架屋，应当审查信息主体行使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完善间接与直接两种救济路径之间的衔接程序。因此可以说，间接救济侧重于对后续行政行为的结果审查，直接救济侧重于对个人信息处理过程的风险控制。
信息主体不得滥用救济程序，否则将否定其权利保障的必要性。因此，原告不得适用《隐私权法》提起个人信息主体权利之诉。
[40]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两种救济路径并行适用可能带来的救济资源浪费、审查结论抵触、影响行政行为的确定力等问题。参见郑晓军:《数据跨部门流动的风险与问责》,《中国行政管理》2022年第11期,第54页。不论行政机关是直接收集个人信息还是经由政务信息共享间接收集个人信息，都需要满足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要求。从寻求救济的难度来看，信息主体的技术、资源、能力相对有限，提起诉讼与举证的程序性成本较高。
[23]参见詹俊荣:《公务机关间个人资料之传送——以台湾桃园地方法院行政诉讼102年度简字第2号判决出发》,《法学丛刊》第60卷第1期(2015年),第4页。就此，源于公平信息实践原则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强调目的限定透明性准确性、完整性与保密性等基本要求，旨在通过具体且细致的规定，给行政机关设定各种义务，限制和规范行政机关收集、存储、使用和共享个人信息的各种权力和行为，同时，落实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享有的各项权利，促进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的风险交流和个人的参与、监督。在孙某某诉天津市河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一案中，原告主张自身是城镇企业退休职工而不是社会退休人员，故应按照城镇企业退休职工享受退休待遇。[7]实际上，行政机关大规模违法处理个人信息所带来的危害，往往具有累积性、间接性与结构性等特点，个人很难评估风险发生的时间节点、危害程度与后续衍生效应，事后的损害计算和补救的意义较为有限。
比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针对个人公共信用信息处理初步设定了两种救济路径：其一，依照征求意见稿第99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对信用信息主体采取失信惩戒措施的，信用信息主体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20]这里的行政行为是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行政法律行为,还包括事实行为,只要该行政行为具有调整公民在行政法上的实体性权利义务关系的效果即可,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政奖励等。
由此，在个人信息侵权国家赔偿案件中，即便原告遭受巨大的精神损害，法院也难以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此时，信息主体有权了解相关个人信息过去实际被利用及未来可能被利用的情况。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历史发展也佐证了这一点：在20世纪，德国数个州的个人数据保护法明确规定，数据保护的目的在于防卫国家的宪制体制被自动化数据处理技术带来的风险所侵害。[9]更何况，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正当性基础是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其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具有法定性和公共性，其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范围、方式、种类等事项并不能由行政机关与信息主体协商决定，而是取决于法定授权，这很难用信息自决权的逻辑进行诠释。与此同时，法院的判决仅仅具有个案效果，只能实现特定主体的权利主张，无法超越特定案件而系统性地规制行政机关的大规模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带来的公共风险。[19]参见[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8页。在前述处理方式之外，审查机构还可以超越行政行为本身，对个人信息权益进行更充分的救济：一方面，审查机构可以通过对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性审查的方式，对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规范依据进行审查与纠偏。在行政机关拒绝时，才有必要进行司法保护，这对于明确争议焦点、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审判资源、减轻法院的负担是有益的。
对于法院而言，其也存在不熟悉行政机关内部信息管理系统、缺少介入的技术手段的难题。[16]信息主体针对个人信息权益寻求救济，本质上是纠偏行政机关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消除行政机关违法处理个人信息活动的风险，并补救已经发生的实体性权益损害。
本文首先分析救济什么这一问题，明确行政活动中个人信息权益的内涵。结 语对行政活动中个人信息权益的保障并非旨在保护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的控制，而是为了规制个人信息处理风险，防范与补救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可能引发的侵害后果。
由此，通过否定行政机关利用个人信息作出的这一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可以彰显个人信息权益的程序价值，并使得信息主体的被减损的实体性权益得到恢复。当事人在针对声誉制裁行为寻求救济时，审查机构可以从公布的内容出发，分析行政机关是否公布了非必要的个人信息，进而判断声誉制裁行为是否存在不当之处。
审查机构在审理过程中需要判定行政机关公布个人信息的行为在主体、权限、程序、内容等方面是否合法，其中便会涉及对行政机关在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共享、公布等环节是否遵循了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判断。 摘要: 行政活动中的个人信息权益具备程序和实体双重构造。具体来说，如果行政机关以个人信息为基础作出行政决定，那么信息主体的核心诉求可能是改变或撤销对自身不利的这一行政决定。[26]此外，还值得留意的一类特殊情形在于：如果行政机关在调查过程中要求信息主体提供个人信息，但信息主体因未履行提供该个人信息的义务而被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手段，此时信息主体也可以针对该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主张间接救济路径的适用。
在行政复议被驳回后，原告又针对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诉讼。[11]See Lee A.Bygrave,Data Protection Law,Approaching Its Rationale,Logic and Limit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2,p.39.[12]See Maxim Brumbach,Are You on the List:Dispelling the Myth of a Total Exemption from the Privacy Acts Civil Remedies in Shearson v.DHS,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Vol.81,No.3(Jun.,2013),p.1030.[13]参见丁晓东:《论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思想渊源与基本原理——基于公平信息实践的分析》，《现代法学》2019年第3期，第102页。
而后，原告又在另一起诉讼中要求确认被告在《天津市养老保险待遇档案(档案A3)》的个人缴费一栏将其认定为社会退休人员的行政行为违法。参见王贵松:《论行政诉讼的权利保护必要性》,《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1期,第147页。
[24]例如，在巴拉等诉罗马尼亚国家税务局与健保基金案中，欧盟法院认为，罗马尼亚的第95/2006号法第315条只是简略地规定健保基金以外的机关需向健保基金传递个人数据，至于关于传递个人数据的种类、方式及其他要求的详细规定，其实记载在国家税务局和健保基金双方签订的协议书里，而该协议书没有正式对外发布，国家税务局也没有在当事人参与的程序中对其进行充分告知，对数据主体知情权的保障严重不足。若依行政救济法的传统原理，信息主体似乎无法主张行政机关处理其个人信息的行为对其实体性权益产生实际影响,进而寻求行政救济。
比如，在我国台湾地区的邱某等诉健康保险署案中，健康保险部门建立了健康保险研究资料库。其二，根据征求意见稿第95—97条的规定，信用信息主体认为存在信用信息错误、超出保存期限、侵犯个人隐私等情形的，可以向信用信息处理者提出异议，对信用信息处理者的异议处理结果不服的，可以向信用信息处理者的上级管理部门投诉或直接提起诉讼。大规模的个人信息处理虽然提升了行政效能，但也给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对于行政机关来讲，海量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具有数字赋能效应,有助于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与之相比，对个人信息权益的救济则存在不同。
在给付和福利行政中，为了进行资格审查，行政机关往往需要获取当事人多方面的个人信息，信息主体也常常主动提供个人信息供行政机关作出判断。此外，如果在特定案件中个人信息处理风险已经现实化为具体的损害，那么，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的规定，个人也可以直接向处理其个人信息的行政机关主张损害赔偿，即要求行政机关对其违法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在美国1982年的莱布诉退伍军人管理局案中，一名退伍军人根据《隐私权法》对退伍军人管理局提起诉讼，要求退伍军人管理局更正其福利决定所使用的个人记录。通过监督行政机关遵守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维护个人信息处理的法秩序,从而规制个人信息处理风险，正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的核心要义。
在很多情形中，行政机关尚未实际利用个人信息作出实际减损信息主体实体性权益的行政行为，而只是在内部存储、分析、共享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所以间接救济路径难以发挥作用。在美国，1974年《隐私权法》的制定背景是：在水门事件之后，许多公众和政治家对政府收集数据的权力感到紧张，担忧政府建立大型数据库处理公民的个人信息带来权力滥用风险。
